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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福蒂（Adrian Forty）认为，信息的漫射正在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尤其是对建筑作为一种物质的普遍看法。建筑从实际建造的场所、物质生产的空间以非物质的形式向建筑之外的公众场所扩张和迁移时，已成为具有“符号”特征的媒介图像；而具有符号特征的媒介图像向公众传达的过程中，又成为促进“传达”与加强“符号”的催化剂，这正是视觉传达学科理论中三个最为核心的概念。建筑“媒介”以图像“符号”的形式向公众传达能量与信息。视觉传达学科与理论的发展基于商业主义，根植于19世纪中叶欧美的印刷美术设计，[1]19世纪的新艺术运动的装饰性海报设计（图1）为视觉传达的发展埋下伏笔。[2]1839年，银版照相术的发明使得包括巴黎圣母院在内的第一批城市场景照片出现在公众视野，约瑟夫-菲利伯特·吉罗·德·普兰吉（Joseph-Philippe Giraud de Prangey）一场穿越欧洲、中东的史诗般的冒险为世人留下了1 000多张包括帕提农神庙、索菲亚大教堂和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在内的珍贵建筑史料，轰动一时。20世纪初，以超常视角展示的摩天大楼等建筑物成为剧烈城市化的形象传达符号。[3]1928年的国际印刷出版物展览会中，拉扎尔·马尔科维奇·利西茨基 （Lazar Markovich Lissitzky）设计的苏联展馆（图2）被视为展览的视觉传达设计工程之一。[3]建筑作为与城市文明、城市空间发展具有必然关联的物质空间类型，有了不同的传达应用场景。
视觉传达的起源可追溯至早期人类通过楔形文字与洞穴壁画进行的符号化表达。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装饰已显现媒介美学的雏形。[4]汉代造纸术与印刷术的突破则使二维图像传播进入新纪元。随着东汉蔡伦的造纸术传入西方，纸媒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兴起，二维图像得以繁荣，而活字印刷术则促进了纸媒传达效率的大幅提升。文艺复兴时期，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透视理论重构了图像的空间传达逻辑，工业革命催生的新技术更是彻底革新了视觉传播方式。自文艺复兴以来，建筑将自身演化为各类艺术运动的倡导者，从文艺复兴、巴洛克，到折衷主义、新艺术运动、国际式、后现代……建筑成为多种符号与隐喻代码的传达媒介，而文丘里（Robert Venturi）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将建筑符号化推至理论高度——拉斯维加斯街区的商业符号堆叠，揭示了建筑作为文化代码的传播价值，将建筑和媒介更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图3）。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建筑视为媒介之一[5]，借助空间传达信息与感受，传达的接收者在建筑中体会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使得建筑相较于其他媒介具有更多元的维度和多义的表达。麦克卢汉认为，建筑的传达在行使媒介的基本功能之外，还具备人类存活所需的保温、庇护等其他媒介无法覆盖的功能，从社会的角度解决问题，具有社会属性，[5]建筑是空间与空间使用者的语言。建筑除却由立面与屋面组成的画布作为传达媒介，其形体与空间也是立体媒介。在信息传递的向度上，建筑界面、形体、材料、色彩、建造方式都是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的映射。
古希腊时期的帕提农神庙通过柱座与檐部石柱的凸起弯曲、柱子和神殿外墙面的向内倾斜等校正视错觉的手法，传递了古希腊人对视觉比例的追求。[6]1712世纪的努瓦永大教堂（Noyon Cathedral）的扶壁与圆柱交替支撑起六肋拱穹，减少结构与墙体的占比，以引入光线与视野，哥特建筑肋骨拱和尖拱等构件表现当时结构技术创新，表达整体向上的审美趋势。帕拉第奥以圆厅别墅（Villa Rotonda）的中心罗马式穹顶园厅传达对于完美的宇宙秩序的信念，[7]珊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图书馆使用爱奥尼式圆柱、垂花饰和楼顶轮廓线还原古典。文艺复兴将古典建筑语法作为普遍原则来重建，传达形式与秩序的美学。16世纪晚期，维尼奥拉（Giacomo Barozzi da Vignola）设计的法尔尼斯宫（Palazzo Farnese）等手法主义作品丰富了建筑语汇，强调技巧、新奇与个性表达。早期工业革命产生对理性的推崇，视觉表达产生回归功能的倾向，现代主义简化的建筑装饰与构件代表工业革命下的生活方式，罗比住宅（Robie House）用钢材作悬臂支撑出挑的屋顶，并以罗马式砖强调建筑的水平线，传达线性流动的美学概念。[6]49520世纪初，德国包豪斯从早期注重个人表达，演变为工业化的理性主义、现代主义，后在美国发展为国际主义，[8]呈现该时期社会演变的缩影。
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提出，波普艺术并非以眼花缭乱的形式解决城市矛盾，而是以其视觉形式折射矛盾，通过将生产所得变为艺术展示的客体而获得新的价值。[9]20世纪50年代，波普艺术出现，美国的消费主义和媒体导向的视觉文化冲击着传统表达，波普艺术在美国消费品上的体现随着不断印刷与复制被广泛传播，价值先于实用性在视觉传达中得到呈现。[10]詹克斯（Charles Jencks）则更明确地提出，建筑艺术语言比口语具有更大的可塑性，然而因为译码的变迁，建筑语言的传达需要利用多种符号与隐喻丰富其代码性，以保证多年后即使译码变迁依然可以传达，即建筑的视觉传达具有更长久的时效性与更丰富的信息携带量。[11]后现代主义时期，增加包括建筑在内的媒介所携带的视觉信息量成为一种趋势。文丘里设计的母亲住宅（Vanna Venturi House）中存在大与小、开敞与封闭、公共建筑与家庭住宅的矛盾，建筑成为复杂的载体。[12]21世纪，全球建筑材料与建筑技术呈现均质化，恢复地方个性成为建筑目的之一，鉴于建筑师文化背景与文化价值观的各异，作品的文化格调、所含思想与风格类型各异（图4）。
希腊多神信仰建构起古奥运会广泛的社会基础，古希腊人为了博取诸神的喜爱，希冀神灵降福、赐予力量和健康，奉奥运会为神圣的宗教盛典，更把参加竞赛视为与神共娱和交流感情的契机。奥运会上象征和平以及荣誉的橄榄枝是为了纪念保护神雅典娜，奥运会圣火是为了纪念象征光明与神圣的太阳神阿波罗，赛马项目则是为了纪念养马业的保护神海神波塞冬。人们借助山坡砌筑台阶，环坐在砖石砌筑的方形运动场地四周观看。古希腊时期，奥林匹亚、底比斯、埃皮扎夫罗斯和德尔斐等体育场的长边均靠山设计，观众席依山而生，观众席会呈曲线围绕跑道端头的转角建造，出现三侧或四侧观众席。中国的《战国策》和《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了2 300多年前山东临淄的“蹴鞠”热。②西汉时期 （公元前476年—前221年），“蹴鞠”已有明确的场地形制与比赛规则，汉代李尤在《鞠城铭》中撰有“圆鞠方墙，倣像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等文字，对蹴鞠作出较为概括的描述。鞠城围墙围绕方形场地而建，并在长边一侧设有高台楼阁供拥有特殊地位的贵族观赏球赛使用。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重建的帕那辛奈克体育场（Panathenaic Stadium）举行，体育场依旧以围绕场地的形式呈现，并在之后一直保持了“中心表演、周边观赏”的布局模式。
尽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运动场地的规格和形状、观众座位看台的规模和布局形式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运动者与观赏者之间，以及运动者之间、观赏者之间共享互动的交流方式始终没有变化，这一理念也是体育运动传达延续至今的核心。体育竞赛不只是为了选拔运动者，更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促进运动者之间、运动者与支持者之间以及支持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从而促进个体、群体与社会的紧密联结。2024年巴黎奥运会将开幕式设计为塞纳河上的航行，表演从体育场搬到城市空间，在雨中的塞纳河上复活了百年前海明威笔下“流动的盛宴”，[13]呈现体育运动更具魅力和感人的一面。奥林匹克运动会从来不仅是一场运动的盛会，而是自然地被赋予更多的意涵。
公元80年建成的古罗马竞技场（又称罗马斗兽场），使用由石灰和地方火山灰的混合砂浆加上石块制成的罗马混凝土浇筑巨柱和拱，建造了三层放射式排列的筒形拱和沿外圈环形券廊拱，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宏大竞技场，堪称古罗马时期的建造奇迹。观众席上方用悬索吊挂、人工操作的巨大遮阳天篷则是现代体育场馆可开启屋顶的技术的最初“模板”。现代钢筋混凝土是1849年法国巴黎的一位园丁约瑟夫·莫尼尔（Joseph Monier）在制作花盆过程中将铁丝网作为骨架加入水泥中得到的，但直到20世纪中期佛罗伦萨法兰基球场（Stadio Artemio Franchi）和罗马小体育宫的出现，才真正使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与技术被广范接受。罗马小体育宫 （Palazzetto Dello Sport）使用钢丝网水泥技术设计和建造薄壳屋盖，由36个“Y”字形混凝土柱围合并支撑的直径达64 m的圆形壳体拱顶，被分割成1 620块大小不同菱形，仅覆盖4 cm厚混凝土的壳体结构屋盖节约了大量造价，预制构件的采用大大减少了施工时间，薄壳屋面仅40余天建成，建筑7个月完成建造，体现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结构与建造技术。[14]
1972年，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再次激发了世界范围内对于悬吊屋顶和索网结构新结构技术与材料的兴趣，连续的伞状半透明索网屋顶覆盖近80 000 m2景观，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建筑奇观，同时运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进行结构分析和建模，保证了大面积索网的准确施工，推动了建筑轻量化、可持续发展与新材料应用。1988年建成的东京穹顶（Tokyo Dome），屋顶由28根铁索与充气穹顶支撑，围绕穹顶设置加压送风扇，利用气压支撑屋顶薄膜形成巨大的白色充气穹顶，展示了充气膜结构与技术在现代建筑中的巨大潜力和可行性。[15]2024年建成的伯纳乌体育场引领又一个重大技术创新，可伸缩草坪配合可开合屋盖屋顶使建筑能够适应各种天气条件，并满足不同赛事和娱乐类型活动，可谓最新建造与设备技术的集成。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体育建筑往往出现在建造技术与建筑材料技术突破的节点上，体育建筑的本体即是先进建造技术的传达。
古罗马竞技场以其多层结构与柱式的宏大场景，成为古罗马盛景的符号缩写；罗马小体育宫壳体屋盖和纤细的肋拱构成与西班牙广场图案类似的花瓣图案，以仿佛万神殿的宏大意象重现人间；[14]1964年，东京奥运会代代木综合竞技场的设计灵感由瞬间的海浪漩涡而引发，其类似海螺的独特造型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特异的外部形状加之装饰性的表现，似乎可以追溯到日本建筑原型中的神社形式和竖穴式住居。代代木综合竞技场被认为是日本现代建筑发展的一个顶点，日本现代建筑甚至以此作品为界，划分为之前与之后两个历史时期。[16]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代表的是一个年轻而欢快的奥林匹克景观，一个轻盈的、连续起伏的半透明屋顶向世界宣告“二战”后浴火重生、脱胎换骨的新德国。[17]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成为北京城的新符号，象征孕育生命的鸟巢在这里成为体现建筑生态理念与技术、开放与包容胸怀的信息的图景传达。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玉如意”与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寓意于形、形态与功能共振，将中国文化“符号”给予建筑化的图像传达。
对于与社会“大事件”紧密联系的体育建筑，建筑本体不仅是事件发生的空间，更成为事件外化意义的“符号”，符号化的图像传达对于公众来说仿佛就是建筑存在的社会意义，也许只有建筑师和使用者才会关心建筑的实际效用和性能。对于体育建筑这类大型公共建筑，建筑形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8，19]而作为容纳行为活动的“媒介”，体育建筑非常需要从形态视角来溯源体育建筑形态发展图景与设计方法，以及体育建筑“图像化”传达方法等问题。
近现代体育建筑进入中国是在1840年前后随西方侨民涌入，因其西式休闲与教育需求而出现的一种建筑形式。早期有西式学堂室内健身房、基督教青年会所、娱乐休闲会所等形式，如上海跑马总会（1850年建成）、广州沙面游泳馆（1887年建成）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所（1895年建成），这一时期建成的体育建筑为“舶来品”，与同时期西方建筑相差无几。民国政府成立后，在《首都计划》中提出“中国固有式”建筑风格，圣约翰大学“顾斐德纪念体育室”（1919年建成）被称为中国大学第一座现代体育建筑，采用了飞檐翘角的中式大屋顶，四角起翘且各有烟囱竖立，下方为红砖立面，开窗简洁，主入口处雨棚为古典屋顶样式。[20]燕京大学体育馆（1921年设计）采用了传统庑殿屋顶形式，垂脊、正脊等屋顶结构基本保留古建筑的形态特征。南京中央体育场（1931年建成）主入口采用中式牌楼的造型，以云纹望柱头和牌坊作为装饰，简化后的牌楼重复排列，形成中轴对称的立面。上海江湾体育场（1933年建成）南北门都是牌楼立面形式，顶部装饰有披檐，其下方的斗拱、额枋是中国传统样式，拱门与柱础上也有中式花纹浮雕。国立中山大学体育馆（1936年建成）主立面在整体布局上采用西方古典建筑常用的三段式构图，檐部、墙身、勒脚竖向分割三段，主出入口和两端横向分为三段，屋顶使用轻巧的披檐形式，屋顶下部为檐口、额枋、斗拱等细部装饰，内外墙壁采用红砖砌筑；[21]国立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1937年建成）的屋顶采用三铰拱钢架结构，建筑山墙、屋顶造型、绿色琉璃瓦随三绞拱变化转折，形成轮舵式山墙和三重檐歇山顶[22]，在表现当时大跨度结构技术的同时，试图保持中国传统建筑特色。这一时期的体育建筑大多具有中国殿堂式建筑的屋盖，建筑细部上有形似斗拱、重檐等的简化装饰构件，在立面构图与材料使用上具有西方建筑特征，呈现中西杂糅的风格（图5）。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重要公共建筑都带有明显的苏联建筑风格，尤其以大型厅堂建筑为甚，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等。1955年建成的北京体育馆放弃传统大屋顶建筑形式，其平屋顶、中轴对称、厚檐口等都具有较强的苏联建筑风格，建筑主入口五开间，采用简化手法表达传统建筑构件，如云纹柱头、棱形花窗等。同时期建造的天津市人民体育馆（1956年建成）也以中轴对称方式组织形态，立面装饰更为简化，但仍保留形似雀替的柱头作为装饰性构件。北京工人体育场（1959年建成）和北京工人体育馆（1961年建成）的建筑形态着重表达建筑结构的逻辑性而完全抛弃装饰性构建，摆脱了苏式建筑中轴对称、厚檐口等特点，同时也有经济能力受限的因素。1968年落成的首都体育馆则完全忠实于建筑结构性的表达，以屋盖外挑水平檐口、入口水平雨棚、结构框架柱等作为立面元素，强调建筑水平延展感，立面开窗规律，形态表达朴素有力。值得关注的是，首都体育馆在立面造型中出现了两组台阶，虽然在形态上略显直白，但从功能上来说单独组织人流进入二层观众入口，突出体育建筑在功能流线组织上的特点并将其外化为建筑形态的表达（图6）。[23]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建设上海万体馆（1975年建成）、南京五台山体育馆（1975年建成）都不约而同地采用大台阶引导人流进入二层观众入口，大台阶成为建筑外部视觉形态中重要元素。上海体育馆是当时国内面积最大、设施最先进的体育馆，建筑主体由屋盖、玻璃围护界面、建筑底层基座三部分形成，以水平体块为主组织建筑形态，立面突出结构构件，形成具有竖向线条韵律与横向水平延展感的玻璃围护界面。南京五台山体育馆在建筑形态上做了变化，以长八边形替代了圆或方的基础几何形态，并以结构框架为立面主要竖向控制元素配合整片玻璃墙面，形态干净利落。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革成为推动体育建筑视觉传达转向的核心动力。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城市亟须通过标志性公共建筑重构现代化身份认同。80年代中后期的广州天河体育中心（1986年建成）展示了当时代广州的雄心。体育场的屋顶采用钢网架及立体桁架结构，立面外墙为乳白色，由立柱与看台支撑形成规律分格；天河体育馆上部平面外轮廓为六角形，屋檐向外飘出，支撑看台的结构柱，看台下为开敞空间，以粗线条大块面构成有力的单体量建筑。北京石景山体育馆（1989年建成）屋盖结构选用钢网壳结构，由三片直边抛物面壳（扭壳）组合而成，运用空间特点和结构形态塑造建筑形象，屋顶轮廓起伏多变，传达展翅欲飞的寓意。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从封闭体系逐渐走向国际协作，设计思维的演进轨迹体现社会转型期多重诉求在建筑媒介中的编码过程，国际浪潮下的文化认同需求自觉驱动着现代性表达的在地化转译。[24，25]国家奥体中心（1990年建成）总体布局依据北京城街道与节点方形与弧形的结合，设计环形交通结构，以弧线形场馆、水面、广场形成轴线结构，两种布局结构叠加生成融入北京城市规划的体育中心设计。体育馆与游泳馆的双坡顶传达东方传统风格意象，建筑两侧竖向承重高塔延伸钢索斜拉双坡屋顶，屋顶基于中国古建筑屋顶的反宇与起翘作出形变。上海八万人体育场（1997年建成）双曲马鞍屋盖结构配合乳白色半透明屋面膜材与立面白色结构框架，使建筑呈现不同以往的灵动之感。上海卢湾体育馆（1997年建成）建筑形象基于其结构特点及内部空间，采用了两个上下相扣的弧形金属体，上半部分与屋面形成整体，下部弧线与看台外挑部分形状相吻合，金属体上开锥形窗，下部为镜面玻璃，虚实结合，功能结构兼具。以视觉传达角度审视，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世纪之交的这段时间，体育建筑设计均遵循现代主义建筑空间与结构相互表达的逻辑，建筑形态上更强调空间与结构的统一性、界面与空间的一致性，并不追求建筑形态表达的“符号”化，更关注结构与技术的创新与经济性（图7）。
全球语境中的中国体育建筑不但需要对接国际话语体系，也需要构建具有本土辨识度的视觉语法。[26，27]2008年北京奥运会引发国内体育建筑建设热潮，体育建筑成为体现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重要标识。[28]国家体育场“鸟巢”（2008年建成）以编织状结构构件传达孕育生命的“巢”和摇篮；北京大学体育馆（2007年建成）以“中国脊”为传达概念，形成围绕中央透明球体旋转的屋脊，基于传统屋脊的形变传达中国文化特色。也许从北京奥运会开始，体育建筑演绎着一种超出建筑本体的时代精神，以其巨大的体量与形象成为中国当下的都市“奇观”，全球化视野下的技术自主与文化自觉交织，城市记忆符号的视觉转码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与多重性。深圳大运中心（2011年建成）以单层折面空间网格结构形成晶体外形，外形传递“山水石”的中式自然理念。宝安体育场（2011年建成）内外两排绿色的钢柱支撑起屋盖，将体育建筑的结构与竹林的形态表达相融合。咸阳奥体中心（2018年建成）以幕墙的锥形重复单元模仿盔甲对秦文化进行形态表达。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首钢滑雪大跳台融入城市工业遗产风貌带，跳台的曲线造型形似“如意”，山顶俱乐部、山下看台区和两条跳台赛道组成如意的首和柄，功能、地形与取意三重融汇。[29]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将山体环境塑造为建筑的写意胜景，融16个雪车雪橇弯道与建筑绵延转折在山体之间，以蜿蜒灵动的形态传达“游龙”意象。2023年建成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以屋盖顶界面膜材料结构外疏内密的分隔肌理呈现涟漪泛起的效果，立面通过9种不同颜色的幕墙体现涟漪的色彩层次。[30]昆山足球场（2024年建成）以苏州传统折扇作为设计意象，混凝土双柱系统形成折扇扇骨，PEFE膜结构形成的扇面展现了刚柔并济、虚实有度的建筑形象。[31]
杭州奥体博览城体育场（2019年建成）以荷花建筑为形态原型，以弯曲的膜结构模块模拟花瓣，建筑形态形似原型，但也并不过份追求整体形象的逼真，反而有神似之意。相比较而言，恒大足球场（2020年方案公布）也以莲花为原型，从形态而言过份追求与原型的像似性与直观性，从建筑设计而言缺乏建筑空间、形态和结构的逻辑性，招来大量社会批评。[34]可见，直观像似的“过度”可能会导致人们建筑的单一化传达的恐惧。与像似符的直白性不同，规约符本身与要指代的它物并不符合，类似于一种普世观念约定好的信号或者情感表达，被视为“信号”（Symbol）。[33]当建筑的视觉形态被用以表达某种情感或抽象符号，通过场馆的视觉表达来传递某种感受或情绪，例如对体育精神的赞扬、或是对某项运动的感触等，可以视为对规约符的运用。用实物传达无具体形象的情感或符号存在理解的主观性，情感化的传达往往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确切信息，而是部分群体的文化认同。[35]安·玛丽·巴里（Anne Marie Seward Barry）指出，因不完全明确的意义表达以及其主观的特性，在信息接收过程中也受到接收者情绪的影响，[36]而解读的模糊性也容易产生多元化的意象表达。遂宁体育中心（2014年建成）体育场和游泳馆体态绵延相连、曲折环绕，意图描绘衣袖飘浮的动感，以完整飘逸的建筑形象回应当地观音文化的文脉传承与现代建筑意向的共同表达。[37]上海自行车馆屋面采用轮辐式悬索结构体系，形成起伏的放射锯齿形，以传达自行车车轮这一意象，立面内凹曲折，以与屋面单元同频重复的方式呼应崇明岛环境，拟态“芦苇”的同时也象征白色花瓣，屋面与立面结合时又形如花冠，整个场馆形成自然元素的多重解读。[38]
指示符则是通过间接的指代来传达信息，运用某种特有联系或是指代对象具有的某种特性来代表其指示对象。[24]对建筑来说，指示符意味着建筑利用其形态中的一部分与它物上的某种特性产生联系，从而引发阅读者联想。这种特性可能只是指代对象具有代表性的局部，并非所指对象的整体，媒介的设计与所传达的信息之间存在间接关联，即以体育建筑的局部，如屋盖、立面、天窗等指代原始型的特有部分或局部特征。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2020年建成）运用立面的局部纹理传达石榴花的形态意象，16 464块状穿孔铝板横向布置，呈现出石榴花花瓣层叠的形态特征。[40]简阳文体中心（2022年建成）用编织纹理表皮纹理对应当地传统技艺的编织纹理，六边形孔洞尺寸根据内部功能采光需求进行大小渐变，并指代“瓷胎竹编”的编织肌理。[41]
1）从结构到象征的视觉形态表达。纵观中国体育建筑发展，体育建筑从探讨建筑本体功能、空间、结构的相互关系逐步发展为注重建筑的视觉象形传达，文化意象的传达成为建筑形态塑造的重要方向，设计以形变的手法指代原始型。从上海体育馆、上海体育场、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和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四个上海不同时期建设的大型体育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到建筑视觉形态表达由结构主义到象征主义发展的清晰脉络。上海体育馆建筑形态是对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壳体结构的清晰理性表达；上海体育场建筑形态基于体育场东西看台非对称布局变化，形成具有动感的马鞍形曲线，回应上海地域特点；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为表达“漂浮”概念，以悬挑的钢桁架屋面超越下部建筑结构框架，构成轻盈的碟形浮于江上以回应时代感；上海东方体育中心折纸状“白色海贝”造型，融合水景设计，轻盈富有韵律。
2）从顺形到顺意的界面意象表达。体育建筑的界面从遵循结构与空间逻辑生成关系，到以界面肌理的变化来表达多种文化意象。随着参数化设计手段的应用以及结构对建筑形体制约的减少，场馆界面设计更倾向于通过界面完成对某种符号与意象的表达，形态的象征性促使界面向拟态转变，材料肌理与立面开窗等设计从功能主导向视觉主导转变。佛山世纪莲体育中心体育场（2006年建成）对莲花意象的表达基于建筑结构空间形态，以轮辐式的屋盖结构为基础，钢索系统控制白色半透明膜材形成80个重复单元，传达荷花花瓣形态，[39]用重复的表现手法形成界面肌理。杭州奥体博览城主体育场表达意向时，以花瓣造型钢结构悬挑罩棚将承重结构与围护结构一体化设计，采用白色直立锁边铝镁锰金属板象征表现荷花花瓣，立面金属板的穿孔率从下部向屋顶从大到小过渡，形成渐变的材质纹理，以表现花瓣半透明质感与光影效果。[42]
3）从单一到多元的材料语汇表达。传统建筑中，建筑是通过其体块、形式、空间、细部来表达的一种象征性符号，建筑材料是建筑的功能性结构材料和围护材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筑材料逐渐从隐性功能材料转变为显性表现材料，成为建筑的常见表现元素。[43]体育建筑的体量与建筑外界面巨大，因此也特别需要恰当地运用界面材料语汇来充分传达设计意象。“水立方”利用ETFE透明膜结构气枕展现水的泡沫状态、分子状态，从微观表达水这一意象；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幕墙用9种颜色的新型ETFE膜材排列组合来模拟水波色彩，以传达海面波光粼粼的设计意象。[30]新型建筑材料在拥有优良建筑性能的同时，具有空间与形式的可塑性，为建筑形态的表达提供了多元化的语汇。
4）从本色到选色的色彩表情表达。色彩在视觉层面的表达直观且瞩目，其选色及搭配将建筑与艺术美学相连，体育建筑对意象的传达在促进建筑色彩的多样化，并以色彩来强化情绪的表达。北京“鸟巢”与“水立方”一红一白，成为北京的新兴地标；深圳宝安体育场以双排钢管深浅不一的绿色钢柱组成“竹林”，加强传达了华南竹林秀美挺拔的建筑表情。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两条“红色巨拱”热烈回应南京这座城市对于全国运动会的热情，色彩与结构的组合构造出强烈的冲击力，让人过目难忘。
视觉传达手法是指原始型或符号向外表达的方法，是由指代原型、本体表征、设计手法、最终的呈现与解读共同组成视觉传达的全过程，设计手法的选择决定最终传达结果。相同指代原型在不同的传达手法的表述下具有异质性，而建筑的异质性依然取决于设计呈现。在视觉语言研究中，李砚祖将图形视觉的组成分为点、线、面、具象与抽象、色彩、形态，以及对称、节奏、韵律、重叠等编排方式。[44]奥斯陆设计师克里斯蒂安·勒伯格（Christian Leborg）将视觉语法分为网格、重复、基本形、近似、渐变、放射、对比、肌理等表现手法。[45]以视觉传达视角观察体育建筑的“异质性”与“奇观”塑造，重点关注相同指代原型在不同传达手法的表达中对于建筑视觉呈现的影响。
体育建筑在空间需求与模仿所指代的原始型的基础上，对建筑整体形态做出形变，使之较为直观地像似所指代的原型，或者由抽象线条或块面产生非拟态的形体；建筑立面与屋面作为信息载体，要求表达建筑的整体性，往往“重复”“渐变”的手法可以实现体育建筑对韵律、节奏与整体和谐的追求，通过对“所指”提取形成重复的对象契合“原始型”特征强调“所指”。而从建造层面来说，单元化与模数化的设计易于满足经济与技术要求。例如对于盔甲的“甲片”、莲花的“花瓣”等这类指向性明显的特征提炼与表达，可以视作符号学中指示符的利用，形成局部象形的传达路径。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我们以“荷花”与“水”这两个常见原始型为切片研究表达同一“原始型”的不同传达手法时，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设计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图10）。
佛山世纪莲体育场、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以及杭州亚运会奥体博览城主体育场和网球中心均以“荷花”为原型进行建筑形态塑造，但在视觉传达手法上各有侧重，展现了从结构表现到形态模拟、从静态意象到动态演绎的多层次表达。佛山世纪莲体育场的表达重在屋盖，以屋盖结构和膜材料呈现出莲花花瓣的原始型，用重复手法形成界面肌理，通过由轮辐式的屋盖结构共计形成80个大小一致、向心布局的膜单元来象征莲花花瓣，[39]通过重复和秩序感强化视觉传达张力。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则采用立面表达与屋顶相结合的手法，将立面设计为大小花瓣向屋盖延伸，弦支穹顶结构的屋盖隆起轮廓契合荷花饱满的花形，通过形态的渐变与组合，增强了建筑的整体性和视觉层次感。杭州亚运会奥体博览城主体育场以56个高度约为25 m的主桁架支单层网壳构成的模块化瓣状结构形成立面与屋顶，整体形态上做出契合荷花的形变，花瓣形态与结构形成一体，像似荷花的罩棚环绕建筑的立面，白色金属板立面穿孔率从底部30%到肩部15%渐变，以表达花瓣的半透明特性，[42]渐变还原手法使对原始型的塑造更深入。杭州亚运会奥体博览城网球中心用8片大悬挑移动屋盖形成开闭顶，展示荷花开放的动态场景，固定屋盖由24个花形悬挑主桁架旋转组成。[46]这些建筑通过对“荷花”这一原型的不同解读，展现了从结构表现到形态模拟、从静态意象到动态演绎的多元化视觉传达手法。它们不仅以建筑语言诠释了自然形态的美感，还通过细节设计、材料运用和动态功能，赋予建筑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与艺术表现力。
福建莆田市体育中心、国家游泳中心、如东体育中心体育馆、临平体育中心、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等都以“水”或“海洋”作为抽象原始型，对于“水”这一抽象形态做不同的具象形态解读。福建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和游泳馆以起伏的钢桁架结构与单曲金属屋面表现鱼的形态线条，间接传达海洋文化。双馆以直观的象形传达与海洋相关的意象，从而象征海洋文化，建筑形态与结构通过形变与原始型关联。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建筑立面与屋顶使用独特的气枕（充气膜）结构来模拟水的分子和泡沫形态，将气枕边界固定在铝合金边框上形成多边形扇页，对“水”的表达拟态微观分子，四方的建筑仿若多个水分子切片组成，完成形态、结构、界面多层面诠释意象。如东体育中心体育馆整体形态经过形变，以白色金属板材料表达“白色海浪”的原始型，立面根据采光需求有大小渐变的几何图案镂空，[47]其钢桁架形成的曲线外形与渐变的立面开洞具有海浪的韵律，传达“水”的形态而产生流畅起伏的外形，在体育中心的整体布局上也有对海洋环境的表达。临平体育中心以总体布局凸显“潮涌”概念，以起伏弯曲的悬臂桁架结构屋顶将体育场屋面与综合训练馆相连，形成流动造型，独立出来的体育馆被视为“潮中卵石”。[48]对意象的表达从建筑本体拓展到建筑群的布局，连接的双馆与独立的单馆在布局上具有了象征意义。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以屋顶、立面和观光走道形成螺旋路线，多层次呼应海洋文化的主题，以9种颜色、纹理渐变的膜结构还原涟漪水纹。[24]当“水”这一形态不定的物质作为所指时，体育建筑的表达从具象肌理到抽象线条，再将肌理与线条结合，也有在整体布局上的表现，总体而言对“水”这一非具象物质的表达趋向单体场馆表达层面丰富化与表达方式多元化（图11）。
安·泰勒（Ann C. Tyler）曾指出，视觉传达不仅需要提供丰富的视觉体验，还需使观众理解并接受新的理念。[49]体育建筑作为一种独特的视觉传达媒介，其形体、界面、材质与色彩等各个层面都承载着多元的意义，不仅为观众带来直观的视觉体验，更深刻体现了社会与文化的内涵。在新媒体传播力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体育建筑作为媒介与符号所传递的信息量被显著增加，其视觉传达的需求也进一步被强化。体育建筑从传达空间与结构、空间与技术的视觉关系，进而转向多元的文化与精神表达，在展现建筑的功能性与美学价值的同时，传达空间与人本、空间与环境、空间与未来的多向度意义。这种从单一到多元、从具象到抽象的转变，使得体育建筑成为连接物质与精神、传统与未来的重要纽带，同时也为建筑视觉传达的多样性与创新性提供了更广阔的可能性。
③ 皮尔士对符号学有三种分类方法：质符、单符、型符的分类，即quality、actual existent thing和law的分类；呈符、申符、论符的分类，即possible object或qualitative possibility、dicent和argument；像似符，规约符与指示符的分类，在直接定义上是质符的演变，即像似符自身的品质使得它成了这种品质所指的符号，指示符与指代对象共同具有某些能够指向原型的品质，规约符是一种一般观念的联想去指示它的对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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